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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開創者:范旭東、孫學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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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東(左)孫學悟(右)  

當年兩大陣營領袖毛澤東主席蔣介石分別稱為“工業先導功在中華”和“力行至用”的“民族工業之父”范旭東是當年永久黃的開創者。孫學悟作為一個不大為常人知曉的學者,怎么能和范旭東走到一起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呢?這要從他們有著類似的追求和經歷說起。當年范旭東由于不滿清朝政的腐敗1900年不滿十七歲的他就與哥哥范源濂一道東渡日本,發奮苦讀,以求救國,他曾在一張照片面留下誓言“我愿今后寡言力行,攝像作立誓之證。”“時方中原不靖,安危一發有感而記此,男兒男兒,切勿忘之1910年辭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任教,回國實現他實業救國的夢想。孫學悟小他五歲,1905年同樣不足十七歲,也東渡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并參加孫中山先生組織的同盟會,后被派回國參加反清活動。由于受到實業救國思想的影響,考取了清華大學官費留美預備學堂就讀,進而考入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化學,四年后以優異的成績取得博士學位?K留校任教,這在當時,一個受盡列強欺辱的中國人能在美國最高學府取得博士學位?K聘請留校是極為罕見的盡管如此,他還是執意回國,以完成他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的救國志向。回國后孫學悟應南開大學聘請,為該校籌建理學系。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很多影響他一生的人,其中就有周恩來(當時在南開讀書)和范旭東的哥哥范源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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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沽廠

正當范旭東在永利沽廠生產純堿遇到困難之時,范先生深感工業沒有科技的支持是決不能發展的。他撰文寫道:“我國百業窳敗,亦已久矣,舉國上下所用所需,無鉅無細,幾莫不仰資于外貨。”“國民生活時時蒙物資缺乏之壓迫。”“中國外則啟強鄰環伺之野心,內則成弱肉強食之慘狀。”“說者謂補救之方多矣,而振興工業當為其最重要者之一。其說誠是。第近世工業非學術無以立起基,而學術,非研究無以探其蘊,是研究一事尤當為最先之要務也。”“乃其為學之方,又往往流于空泛,或僅知原理而不諳應用,或熟悉名詞而未曾一見實物。至留學外邦專習工科者,雖不乏深造有得之材,然其所得于心者,往往又詳于外情,而疏于本國之事物,一旦出所學以施諸實用,又不無扦格不入之憾焉。準是以論,則欲計中國工業與學術之發達,莫要于使研學者有密接于工業之機會,而其所研究之目的物即為工業上之種種用材。”(這番話猶如為當今實現中國夢,向科技界的隔空喊話!)于是,他通過哥哥范源濂和侯德榜的推薦,結識了孫學悟。此時孫學悟正受朋友之托在開灤礦務局任總化學師,他是當時國內洋商企業中少有的華人高管,享受著當時華人的最高待遇。與范旭東的見面,一見如故,共同的追求和經歷,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為此,孫學悟多次謝絕了十年同窗好友宋子文請他去主持全國性科研機構的邀請,一無返顧地跟隨著范旭東到了滿目鹽堿地,生活極其艱苦的塘沽,而得到的薪酬,還不到開灤時的一半。為的就是,他們倆簽的合同中的所寫下的共同的心愿:“中國廣土眾民,本不應患貧患弱。所以貧弱,完全由于不學;這幾微的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他卻支配了中國的命運,可惜存亡分岐的關頭,能夠看得透澈的人,至今還是少數;中國如其沒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來,不趁熱,不憚煩,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至心皈命為中國創造新的學朮技藝,中國決產不出新的生命來……,惟有邀集幾個志同道合的關起門來,靜俏俏地自己去干,期以歲月,果能有些許成就,一切歸之國家,決不自私;否則也惟力是視,決不氣餒”。就是這一信仰和誓言決定了他們的一生。就在范旭東去世前一個月,他還在給孫學悟的信中寫道:“中國民族必得有班蠢伙子,行其所信,把風氣轉過來,才能真正得救”。也就是這一席至今仍感人肺腑的志同道合的逝言,伴隨了這倆位“不為當世功名富貴所惑的蠢伙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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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舊址

當時范旭東決定:“于國內化學工業中心之塘沽創設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仿歐美先進諸國之成規,作有系統的研究。于本地則為工業學術之樞紐,并為國內樹工業學術。世界有欲闡明學理,開發利源,以貢獻于祖國而致民生之福祉者”。此時他已尋得知音孫學悟,便請他籌建中國第一個化學民營研究機構一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由孫學悟出?┥緋ぁ?/span>

黃海社成立的宗旨,她的“社徵”中一目了然,社徵的外圈是齒輪,代表工業的動力。內圈是互相涵抱的三個部分,分別是致知,窮理,應用。互相涵抱以表示彼此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正如范先生所說:“黃海是永久團體的靈魂。事業和學問要配合有思想,能創造,然后促進生產。否則充其能是摸仿裝配,絕建樹不起自我工業。設計程序,原料,器材,都要仰給于人。一個國家如不能在基本工業,如鋼鐵,如酸堿,得著自主,國防民生都無法解決。辦工業的人要重視學問,研究理論,更要認準目標,不避艱難的去求根本問題的解決”。作為當時“中國科學社領軍人物之一”的孫學悟先生在一次“中國科學社”年會上報告所言,“科學與工業在發展上,是互相為力的。”“科學為工業之原動力,無科學基礎的國家,即無工業可言。”“科學雖是發展工業的基礎,但工業卻是宣傳科學的先鋒,亦是普及科學教育的一種特殊工具,在科學歷史上看來更是發展科學事業的一個階級(階段)”。他還特別強調了化學基本工業的重要性:“有了化學基本工業,一切實業才可以興起來”。以此宗旨為指導,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這個中國第一個民營科研機構,開始了她的一個又一個中國第一的艱難創舉。

協助永利,久大解決生產技術問題是黃海研究社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如“在侯德榜摸索制堿技術期間,孫學悟曾主持永利堿廠的碳酸塔,抓緊對堿、酸、鹽的研究,推動了以后侯氏制堿法的誕生”;為了配合久大的生產,系統地對長蘆苦鹵,內蒙堿湖,河南硝鹽,和四川井鹽進行了深入調查,分析研究,提出鹽的生產上的改良,并在鹽的副產品中提取鉀,溴,碘,鋇,鎂,以及硼酸,硼砂等有用元素,以供工業與醫藥上應用。為了配合永利南京錏廠,開辟國人自制化肥的創舉,黃海研究社成功地提供了磷鉀肥生產及裝備材料等的準確數據。并協助籌建了當時亞洲最大的化肥生產廠。為此,黃海研究社參與了化工酸、堿、鹽三大基礎原料及化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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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發酵與菌學特輯 ——永久黃團體歷史珍貴資料選編P302-303


不僅如此,黃海研究社還是全國第一個設立發酵,菌學研究室的研究機構。如高糧酒,醬油,醋,豆腐,粉絲,飴糖,茶磚,等等無不在他們研究之列,以此他們為當地,協助抗戰籌建了多處與食品,藥品,染料有關的工廠。我國近代釀酒法就是他們在威海廣海泉酒廠,山西汾酒廠與其首先研究總結出的。就連當今尚屬先進的微生物探測石油技術,及微生物農業技術,被后人稱為“菌牛”的孫學悟,早在三十年代就做了大量研究,并寫出了多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

在抗戰時期的艱難時刻,黃海克服了重重困難,搜集和培養了大量優良菌種,成立了具有國際影響的菌庫。以方心芳為首的發酵,菌學室連同菌庫,解放后全部移交,轉入中國科學院,組建成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

早在1928年,黃海社就開始研究開發鋁的課題,中國的第一塊電解金屬鋁錠也是黃海研究社首先冶煉出來的。當時用此鑄造出微型鋁制飛機模型,被傳為佳話。

在開發海洋方面,黃海社又以從頭越的精神,研究了三十多種海藻,對海藻中的鉀,碘的加以利用。    

黃海研究社特別注重國內原料方面的調查,研究。他們的足跡遍布全國。孫學悟說:“關于原料問題,那要徹底調查的,有了確實調查,各種制造專家才能著手計劃。”為此他們調查并寫出了大量的調查報告。    黃海在四川期間,當地有一種痹病,常危及村民的生命健康,當年武漢大學就有好幾位同學因此喪命,此病無藥可治。黃海去后,經過研究,分析,終于找出病根,原來是當地川鹽中含有過量的鋇,所引起的,為此他們采取技術措施,消除鹽中的劇毒鋇,從此,這種長期危害百姓的痹病徹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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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20周年紀念時匯總科研成果——永久黃團體歷史珍貴資料選編P304-305


黃海的研究成果不勝枚舉,從中不難看到,他們的研究課題決不只限于化工方面的科題,還涉及到微生物,食品,農業,冶金,國防,醫藥,地質,等各個方面。猶如一個包羅萬象的小型國家科學院。不僅如此,敢于天下鮮的孫學悟竟在黃海化工研究社中聘請中國著名哲學家,北大教授熊十力創辦了一個哲學研究室,為什么要在化工研究社要設立一個哲學研究室呢?在孫先生的日記中找到了答案:“一個民族的哲學思想為其一切行動的根據,因為有了思想,才能行動,才能有力量,才可以發揮無盡。猶如水力之利用,其機輪所以晝夜轉動而不停,非輪之本能,蓋全由有水之源泉長流不息繼續動也。”“國人以為現代科學應用之種種千變萬化的表現即科學之體,孰不知那都猶如機輪之于水力也。現今我們只知追究方法,而不探究其力量的源泉”。可見他要設哲學研究室就是要尋求科學力量的源泉。他在另一篇日記中還明確指出,“黃海創設哲理部門的主要原因:一為準備發展科學之大路;一為準備發展科學之大路;一為溝通中西思想;一為提倡日常生活之與智理融治,還有中國哲學上許多觀念也可藉科學之爐以自煉。”“創設哲學部還有一原因,即使中國人有自信力也。一切事有了信力,然后有得有成。”孫學悟對哲學的興趣由來已久,早在留美期間就常與同仁探討哲學問題,以致后來美國哈佛大學曾多次聘請他回校講授“老子及其哲學”,均被他拒絕。由此可見,黃海研究社至所以能做出如此多的成就,完全是由于他們有明確的信仰,充足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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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博覽會優等獎牌——永久黃歷史P87


創辦黃海研究社決非一帆風順。正如范旭東所言,“辦化工研究社,本身就是個要研究的課題。”“化工在今日形成了民族的長城,這豈是不出幾把汗,不咬緊牙關,一代一代干下去,建造得成的?研究,是為建造長城打地基,這工作更要費一番氣力和精神”。孫學悟也在黃海成立二十周年時也寫道:“回憶當初,有如航海探險,天涯地角,茫無邊際,一葉孤帆,三兩同志,初無標記可循,所恃為吾人指針者,厥惟信心,所日夕祈求者,厥惟現代科學在中國國土生根。二十年來,歷盡驚濤駭浪,僅免顛覆,是則各方同情援助之所賜,與多數社員意志堅決臨難不茍有以使然”。當今的我們深知,一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創新,在社會穩定,政府支持,資金雄厚,人材濟濟的當今尚且困難重重,更可想象,一個民營企業在一窮二白的舊中國,毫無經驗可言,并在那幾經遷址的戰爭年代卻能創造出如此多的中國第一,簡直是一個奇跡!    

成績的取得完全歸功于海王團體的共同努力,這樣團體,既有范旭東,李燭塵(久大),侯德榜(永利),孫學悟(黃海)等。這樣一個有信仰的領導層,更有一大批出類拔粹的知識分子,高級技工,勤勞肯干的工人群眾。在范旭東,孫學悟等人信仰的感召下,僅黃海研究社就擁十多名從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留學歸來的博士,雙料博士。更有很多碩士,大學畢業生以及技術工人,他們在黃海這樣一個不為名利,埋頭搞學問的氛圍內,做出了一個又一個讓世人恬目相看的成績來。這些被吸引到黃海的高素質科技人材是黃海社最寶貴的財富,也是黃海對國家作出的最大貢獻。他們解放后都成為了國家化工系統及科學院微生物所的領導或骨干,繼續為國家做出貢獻。    

黃海研究社最珍貴的除了人材外,還有他們的良好的學風和作風。正如永久黃創業人之一,解放后任國家輕工業部部長李燭塵先生所言:“黃海學風,崇尚自由研究,啟個人之睿智,探宇宙之奧藏,魚躍鳶飛,心地十分活潑。蓋海育千奇,取攜無礙,集全神以抱卵,自探驪而得珠,若淺賞中輟,西爪東鱗,將莫測淵深矣。歷來藏修游泳其中者,類有是感。”“黃海作風,著重腳踏實地,雖汪洋如千頃之波,而溯源探本,不棄細流”。孫學悟也常和研究人員及他的后代說:“學術研究,是一種神圣的工作,做研究的人首先要頭腦清晰,把世俗間所謂榮辱得失是怎么一回事,看得通明透亮,拿研究的對象當做身家性命,愛護它,分析它,安排它,務必使它與人類接近,同時開辟人類和它接近的坦途。這種任務,豈非可以隨便完成的”!唯有這樣的學風和作風,才能在茫茫大海中,孤舟奮斗。一步步奔向前行。    

孫學悟在團體內絕非只是個學者,曾長期在范先生身邊工作的永利黃資深管理人黃漢瑞先生,曾撰文介紹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二十年代當北伐成功,南京建都時海王團體第一次面臨存亡危機!……“海王”被新當權派劃成“軍閥余孽”受盡冷落,如何來填平這個鴻溝呢?靠孫學悟。”“是他和當時的政府要員楊杏佛(與孫在美國一起組建中國科學社,后被蔣介石殺害)等人大力宣傳,范旭東的生平和為人,以及海王團體的信條和事業,使他們大受感動,這樣便澄清了誤會,免除了岐視,松了綁”。“三十年代,與英國人勾結的鹽務署在永利出堿時突然宣布工業用鹽都得交稅,迫使永利制堿成本猛增,使其無法與英商競爭”,“幾經抗爭至新舊政權更迭過程中,政令法規都極為混亂,影響到永利無法正常經營,處境甚是困難。又是孫學悟,在困境中勇于負責,挺身而出,南北奔走,反復拼搏,終于取得了工業用鹽免稅三十年的合理待遇,保證了永利的生存與發展”。四十年代,抗戰時期,工廠搬遷,“海王”入川時攜帶有限的資金很快便要消耗光了。幾百員工吃飯都成了問題。在范旭東斷然拒絕與日本人合作的請求后,就只有向四大家族把持的四大銀行求助了,而當時的官僚集團蓄意多年,早就想吃掉“海王”,正在幸災樂禍地看著永利受窘為難,怎會慷慨幫忙呢?“逢此絕境,又是孫學悟想辦法,殺出一條生路來。……終于拿到了三百萬元的借款,以此借款,永利在紐約買了百輛卡車,組成了運輸部,打通了滇緬公路,補充了川廠急需的器材,救活了川廠,救活了整個海王”。如此,黃漢瑞先生寫道:“從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每當關鍵時刻,研討重大決策時,孫的言行更起著主導作用,從根本上關系著海王團體的存亡!事成之后,他甘居幕后,不求人知,淡泊寧靜,精神尤為可貴。”    

抗戰時期,黃海幾經遷址,孫學悟最后決定"化學研究不要在大城市湊熱鬧,要和生產結合",把研究社定在了四川五通橋。從抗戰那天起,他便脫去常穿的西裝,穿上中式長衫,就連常抽的香煙,煙斗和雪茄,也換成了中國的煙袋。他和孩子說,日本人侵略我們,我們要有中國人骨氣,穿上自己的服裝,就是要時刻記住自己是中國人。剛到五通橋時,他白天在民房中籌建研究室,晚上時常在微弱的燈光下,給不識字的,被他稱為家里“大功臣”的夫人念《水滸》,以此補償他給家人帶來的種種困難,以求豐富一些家里的生活樂趣。    

在此期間,范旭東不止一次地勸說孫學悟陪同他和侯德榜一起去美國考查,當時胡適正在美國出任駐美大使,而胡適也是和孫先生等人一同創辦中國科學社的好友。在美國有更多的哈佛大學的老同學、老朋友都是美國化工方面專家、學者,當然也極希望他去訪,但都被他一一謝絕了。后來他和他的孩子解釋說:“你不會理解我在美國讀書和教書時的心情。因為自己的祖國貧窮落后,又受著世界列強的侵凌,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們看不起我們。正因為如此,我才要發奮讀書,也要作出樣子,要他們知道中國人不比他們差。雖然我個人在學術上取得一些成就,可是在美國人眼里,我總是一個弱小國家的學者。他們瞧不起中國,總使我蒙受一種屈辱的感覺。那時我便發誓,一定要努力學習,一定要比他們強,一定要為振興祖國的化工事業盡心盡力。目前我們國家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不愿在這個時候到美國去。去,我也要等到抗戰勝利了,以一個強國學者的身份,去美國看看”。    

在范旭東去世前七、八年間,孫學悟曾收到他不下百余封書信,在那戰爭時期,通信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平均二十幾天就寫一封信,是何等的不易!封封信記錄著范先生的真情實意。信中既有對當時時局的看法;又有對工作的憾慨;更有有關個人,家庭的述說。如他在去世前,面對抗戰的勝利,他寫到:“近因勝利,看見我們許多高官厚爾的老友,伸長兩臂,向空中亂抓,實在不過意,但若輩樂此不疲,民族休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老兄以為如何?安樂是亡國的根源啊”!他分明在與他的摯友生動地描述著古今中外腐敗官員的嘴臉,及對其的厭惡!和對民族的憂患。   

范旭東在他創業的整個過程中總能抓住最關鍵的問題,出現在最關鍵的地方,當抗戰時期永利需要大量化工裝備時,他親自到最危險的滇緬前線,督導運輸永利器材,當情況十分嚴重時他寫下:“弟決在此多俟些時日,將運輸事務,趕上正軌。將近十五年沒有料理日常瑣屑,現在又親自開一二元的支票、寫賬、翻電報,再來一次,恢復了塘沽最初光景。也有趣,老范還來得,兄必樂聞此消息也”“……近幾天,鬧滇緬路的戰事,簡直馬仰人翻。永利同人拼死命搶出來的器材,一個包抄又全被毀了,傷心,恨人,無從說起!”此時他也不忘記寫點輕松的話題:“……學習做運輸員,文章相當多,這只好留待見面時暢談,這短短的半頁紙不夠寫的。總而言之,想不到這一生有麻煩緬甸朋友的一天,也斷斷乎沒有夢見阿三和我這么宻切合作,有趣,除有趣兩個字外沒有字好用,哈哈,有趣!”    

當抗戰勝利時他又為永利的發展考慮,“……團體中人數不少,個個英豪,局部努力者不乏其人。但能顧全大局,克己為全局設想者仍不多見,此固弟調理未周使然,時代未成熟,不可與言大業,當亦不為無因。”“過去二十多年,多少得了些經驗。理想呢,多少也實現了一些,現在醞釀今后的進行方針,確是要緊。我們一邊就朝這方向走就是。”“我個人的意見,最好還是從青年方面拔選人材出來,加以培植,比較穩當。我們把過去的做法,耳提面命的傳授給他,只要他能消化,新生命一定可以造得出來的。”  

 范旭東面對他面前的重重壓力和困難,他也常常和他的知音流露出自己的真情感受:“……在我個人的本性,是不好狂奔的,因為這時代,逼得我不得不慌忙,太勉強,太勞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擺脫。”“……肚子里老是不痛快,我真怕生病,一病即麻煩了,所以和一座古董似的,用棉花裹了又裹,生怕沖壞。”“天天為著不愿見的人纏著,人生實在太無謂,不過,試把冷眼來看這些眾生相,另外也有種妙味。這樣的做法想建國,和老太婆念佛想超生,同一得不到結果啊,眾生居然絲毫不自覺,有趣就在這里。”    

更有趣的是這樣一位指揮千學萬馬的工業巨人,也會有如此的筆墨:“……這里,因為西伯利亞的低氣壓,忽然很冷,三天之內相差三十度,放在箱子里的毛衣,又穿上了身。老弟幸而沒有傷風,小孩卻是孝敬了醫生二十多塊港幣,西伯利亞的風影響到小弟荷包里,奈何!”一個有血有肉,樂觀、可愛、幽默的偉人就這樣活靈活現地呈現在了我們面前。一位偉人,在后人看來能做出如此不可思意的成就就好似一尊神,孰不知,神只有有血有肉,識人間煙火,才更能接地氣,有人氣,才會更易被后人敬仰、親近和學習。    

我們至今雖然無法得到孫學悟給范旭東的回信內容,但可想之,這是兩個知音間的相互傾訴。他們之間當然也有看法不一的時候,當范旭東從美國歸來,路徑香港時給孫來信寫到:“在美國……以弟觀察所得印象,物質方面,我們雖然萬萬不如他,我不大十分驚奇,他們對于做人的意義,的確比我們高明,我有點自愧,這決不是一代兩代就能養成的,沒有那樣做人的意義。老兄叫我多參考人家(企業)的制度,我以為是白饒的。因為無論制度如何好,要人去應用啊,一說一大套,當面再談吧。”這“千古不解辯題”,留著二位老兄在天堂里慢慢探討吧!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當人們得知范旭東先生過早地因疾勞過度,離開了他奮斗一生的事業和團體時的悲痛心情。孫學悟在追念他的范兄時寫道:“他遭逢否運,青年時適值清末內政腐化,外交之失望,變政之慘酷和甲午之戰一敗涂地。留學時又親觀鄰邦之傲慢,備受恥辱。此種種刺激,皆深入其骨,痛感國家之不能自立,國人之不能行己有恥。“知恥”恐怕是范先生終身處世執事的基礎。恥之于人大矣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知恥近乎勇。社會無恥不立,國家無恥將亡。這是范先生的信念。”當我們后人懷念范旭東先生時,不僅僅歌頌他的偉績,更要尋其“生命的源頭”他的信仰,及在這一偉大信仰感召下形成的整個永久黃團體!我們的前輩發自肺腑句句誓言,在我們某些現代人看來,都是些聽慣了的“空洞無物的口號”,殊不知,正是這些誓言成為他們的終身信仰,用他們整個一生中的一切,包括生命,確確實實地去實現他們為之奮斗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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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東因病與世長辭,毛澤東的挽詞:工業先導,功在中華


孫學悟這個在美國留學時,只有一套西服,用不起自來水鋼筆,只用蘸水筆、鉛筆寫字,怕橡皮丟了,用繩子穿起來掛在脖子上的窮學生,經過自身努力當上了“天堂般”美國最學府的教師,享受著讓人(包括現代人)敬仰的地位和榮譽,卻偏偏要選擇回到“地獄般”的祖國。不僅如此,他因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后支持辛亥革命,與宋慶齡很熟,孫學悟家人在上海時經常得到宋慶齡的資助,上海解放時就是宋慶齡安排他到一個安全處所,免于戰火。他和宋子文更是同窗十年的好友,回國后,本應有更高的地位和待遇。他卻又一次選擇了默默無聞。難怪范旭東稱他為“西圣”(從西方歸來的中國圣人)為永久黃“守寡”了三十年,以“孤臣寡子心情”,持“賣掉褲子也要把黃海辦下去”之決心。為什么?原因很簡單,他和范先生有著共同的“生命源頭”,就是“知恥”,知國家之恥,知民族之恥。   

 解放后,孫學悟用毛筆恭楷寫道:“黃海成立將近三十年來,可說是一頁堅忍死守奮斗史……我們死守的是一點信念---科學非在中國土壤上生根不可!”“可慶的是,重視科學的新中國已經誕生了,按人力物力及一切條件來講,從未有目前之優越,我深信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恐怕眼前便是科學在中國生根的時候了”。為此他首先寫信給他兒子孫繼商讓他馬上回國,與他一起繼續為科學“守寡”(后任上海化工研究院院長)。然而當他的南開學生,周恩來總理等先生一次次到家里拜訪他時,他謝絕了請他擔當任何行政職務或榮譽的請求,他明確表示,黃海研究社交給國家,他繼續做他為之奮斗終身的研究工作。    

解放后的第三年,孫學悟也過早地追隨他的摯友范旭東離我們而去了。這位沒有一份公司股票的永久黃創始人之一的孫學悟和范旭東一起完成了他們“果能有些許成就,一切歸之國家,決不自私”的共同誓言,將他為之奮斗終身的黃海研究社,連同研究社的房屋(包括他自己住的),家具,藏書浩瀚的圖書館,實驗儀器、裝置,中國當時唯一的“菌庫”等等統統交給了國家,就連眾多名人送他的字畫,包括擺在他辦公桌上的毛澤東主席給他的幾本書及周總理送給他的硯臺,一并“捐了出去”。他應該感到欣慰的是,去世時,周總理送了他一個用鮮白玫瑰花編制的花圈和一塊萬安公墓里的墓地。真正做到了“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他沒有給他的后人留下絲毫資產,卻留下來了豐厚的受益終生的精神遺產!難怪他的好友侯德榜先生語重心長的說“西圣(孫學悟),到死都是一位無名英雄”!

我深深地敬仰著每位永久黃的前輩們,為他們振興中華的救國夢想所做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及所創造出的奇跡般的業績而無限感慨!也深深地為我們能成為永久黃人的后代感到無比的自豪!

                                                                                                  

孫學悟之孫  孫世杰


古有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今有黃海科學技術研究院。首建將繼續延續和繼承1922年成立的中國化工行業鼻祖——海化學工業研究,為中國化工行業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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